这是以德国为例进行的说明，而从世界法学潮流来看，如弗里德曼所言：古老的法律观念并未完全消失，事实上，可以说古老的自然法概念比往昔更盛，特别是有关‘人权或人民的自由的观念。
按照葛兰西的论述，领导权既是知识和文化的领导权，同时也是精神和道德的领导权，当然也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早期中国萌生的民惟邦本到当代中国遵循的人民至上，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最受农民欢迎。如果这样的理论概括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现代法治的构成要素是什么？显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回顾历史，可以看到，1956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法律委员会，以之承载党中央对法治的领导。这个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质，是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
从实践来看，中国现代法治的建构离不开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而且，现代法律体系必须以宪法作为统帅。那以，德性又是什么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那么它们就必定是品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法治能够维护、保障个人自由，那么，它就是性能优良的法治。
无论是制定民法典，还是建构现代法治，都要联系历史。第七，法律不应当频繁改动。要做好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运筹谋划、科学决策，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相关的经验与教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
历史法学派的法治历史意识虽然可以追溯到胡果，但是，这个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却是萨维尼。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利用这些材料，写一部专门的著作。
同时也是意识的先锋队，代表了先进意识的发展方向。民众在下，在偏安之，其政乃可及远也。在实践中，人们评价一个法律好不好，看它是不是良法，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管不管用。奉行这种德性准则的法治，或许可以概括为人民法治。
在现代法治建构的任何环节、领域、层面、维度，都应当遵循人民至上的德性准则。但我们不仅仅要说明德性是品质，而且还要说明它是怎样的品质。那么，中国现代法治如何改进国家治理？对此，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剖析。深化改革固然需要加强中央统一领导，依法治国同样离不开中央统一领导。
结合这些注与疏，可以更好地理解皋陶的核心观点：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德性，德性的实践要点主要是知人与安民。曾运乾认为：言知人则能器使，安民则众人思归之也。
因而，在1949年赢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形成了对全社会的领导权。譬如，江西贵溪市法院泗沥法庭庭长周淑琴的司法活动，就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德性准则。
思考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把握先锋队的要义：先锋队既是知识的先锋队，代表了先进知识的发展方向。清代的孙星衍对这两个要点的解释是：民，谓众民。然而，法治的性能是否良好，又取决于法治的核心关切。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曾经批判过历史法学派：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使自己对起源的爱好达到了极点。立足于古今之变，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法治虽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兴起的，但是，现代化的中国法治并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传统。
譬如，既要推动经济增长，也要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各有自己的目标定位。所以，在商鞅或秦孝公的眼里，富国强兵是法治的德性准则。
从中央法律委员会到中央政法小组再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再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回归中央政法委员会，体现了党中央对法治的领导体制的变迁。（二）从历史经验看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 如果说，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可以展示中国现代法治的中国特色，那么，在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中，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法治功能定位？ 把面向国家治理、实现中国之治作为法治的功能定位，既是对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回应、一种支撑，其实也是历史经验的产物。
这部由晚年马克思开其端绪，由恩格斯最终完成的著作，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创世记。按照葛兰西的论述，领导权既是知识和文化的领导权，同时也是精神和道德的领导权，当然也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疏云：‘民、人，散虽义通，对宜有别。这样的要求看似抽象，其实已经转化成生动的实践。因为，如前所述，充当先锋队的前提，就是拥有正确的知识。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出‘包干到户，其做法是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
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质，是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
根据《尚书·皋陶谟》，皋陶关于国家治理的构想是：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任何一种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法学理论，多多少少都会联系历史，因为，历史乃是创新的源泉。
恩格斯确信摩尔根的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结论。比较而言，在各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近现代法学理论中，最具历史意识的法学流派，应当首推德国的历史法学派。
1958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小组，以之取代中央法律委员会。从管子、荀子到魏源的这些论述，可以表明，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既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同时也是在一个深厚的文化传统的根基上形成的，可以在文化传统的层面体现中国现代法治的中国特色。于是，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萨维尼认为，应当更多地传承德意志固有的文化传统。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献中，还可以看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注些。施米特在此所说的采取行动的法权，本质上就是领导权。
在中国现代法治的运行技术层面，内容极为丰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卢卡奇在他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1922年版序言中写道：本书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信奉上帝就成为欧洲中世纪的法治德性准则。